在新的社会前进语境中商量涂尔干,为何要商讨

作者: 政治律法  发布:201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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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逝世100周年,为纪念涂尔干为社会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11月17—19日,中国社会学会理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在上海联合举办“纪念涂尔干逝世百年暨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研讨会,来自中国、英国、法国的百余名社会学者参会交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注重长时段趋势的总体史日益遭到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发了西方史学的转型。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转型之中,聚焦于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和微观史学三个方面。本文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为例,具体展现了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转型的关系。

张崑  

涂尔干思想对社会科学影响深远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微观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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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涂尔干与马克思、韦伯并称为西方经典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在社会学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也是法国第一位学院派的社会学家,他强调社会学要成为纯粹的学科,并首先使社会学成为高校中的一门独立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注重长时段趋势的总体史日益遭到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发了西方史学的转型。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转型之中,聚焦于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和微观史学三个方面。本文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为例,具体展现了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转型的关系。

  

  “涂尔干对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认为,纪念涂尔干的意义在于更好地建设社会学共同体。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开拓性发展,也来自于对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概念方面的创造性思想。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微观史学

   §1.勒佩蒂时刻(moment Lepetit)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里昂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劳伦斯·罗兰-伯格认为,涂尔干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状况,直接反映出法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学家和法国社会学家在社会整合和社会矛盾等基本问题上思考方式的差异。中国社会学和法国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进程既有差异性也有共通性,这就需要在新的社会发展语境中不断相互借鉴。

陆启宏,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提供重要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

二战以后,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强调长时段的结构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个人和事件,注重分析而非叙述,注重环境而非个人,注重宏观结构而非微观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学”日益受到质疑和批评,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中宣告“叙事史的复兴”,并认为这“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昔日的变化作出一种有条理的科学解释的努力的终结”。①

   1)经验的形式(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

  中国社会学会理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表示,涂尔干不仅为社会学确立有别于哲学、生理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还为社会学分析转型社会提供了“社会事实”、“社会分工”、“社会团结”、“社会失范”、“集体表象”等诸多重要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

叙事史的复兴导致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转型,斯通概括为:“在研究的问题方面,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情感;在影响的主要来源方面,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在研究的主题方面,从群体转向个人;在历史变迁的解释模式方面,从分层的和单一原因的解释模式转向相互关联的和多原因的解释模式;在方法论方面,从群体定量转向个体案例;在组织结构方面,从分析转向叙述;在历史学家功能的概念化方面,从科学的转向文学的。”②

  

  其中,涂尔干的“集体表象”理论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少杰看来,涂尔干反对经济学片面强调理性计算、鼓励个体竞争、通过强调理性选择来实现效益最大化的观点。涂尔干认为,片面地鼓励个体竞争、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会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甚至分裂,而社会学不应当像经济学那样片面地鼓励个体竞争,不能简单地张扬理性选择。当前,在社会生活富裕程度大幅提高、符号价值消费以及网络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涂尔干的“集体表象”理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也跻身于这场史学转型之中。1988年第2期《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的编辑部文章,肯定了社会科学正经历着“普遍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已波及到历史学,但不能说是年鉴学派发生了危机,只能说是一个“转折阶段”。③ 可见,年鉴学派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史学”。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1993年10月,经年鉴学派第四代史学家贝尔纳·勒佩蒂(Bernard Lepetit)力促,“实践与历史”跨学科研讨会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召开。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去,那本应是一次划时代的转向。可是,随后的一次事故导致勒佩蒂于1996年3月31日溘然长逝,年仅47岁。年鉴学派不仅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史学家,还失去了最热心推动跨学科转型的强有力组织者。

  在比较了涂尔干、马克思、韦伯三位社会学奠基人的学术思想后,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院长、伦敦大学荣誉教授常向群认为,他们三人对社会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有人类视野,其研究素材取决于他们那个时代可以获得的世界各地的资料,他们都把关于社会的研究当作一门专门学科来研究。他们的研究也带有跨学科的问题导向特色。在常向群看来,这一切都是中国比较研究的视野、理论、方法和研究取向值得注重的方面,中国比较研究就是要把中国置于全球范围内,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涂尔干的社会研究无疑对中国比较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研究方法的转变——人类学的方法。年鉴学派一直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布罗代尔就重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其中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这种取向和总体史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则将目光转向了人类学,这导致了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并使得年鉴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正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指出的:“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④

  

概念和理论工具有待进一步发掘

研究问题的转变——心态史的研究。心态史学的传统在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著作中就有体现。到了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那儿,心态史成为一种研究风潮,并取代了结构和分析的研究路径。雅克·勒高夫、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中心态史研究的代表。

   出色的组织能力,使得勒佩蒂在年鉴学派现代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致于史学界有“勒佩蒂时刻”之说。正是在勒佩蒂任主持期间,《年鉴》杂志开始吸收非历史学家进入审稿委员会。

  从社会观到空间观、从自杀理论到社会团结理论、从实体论到建构论、从知识社会学到道德社会学、从社会理论到研究方法,涂尔干思想所涉及的内容广泛且表现出内在的理论变化,在知识的传承中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

研究视角的转变——微观史的视角。微观史学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以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和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为代表,他们最早使用“微观史学”(Microhistoria)一词,来界定这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⑤ 年鉴学派的微观史学放弃了布罗代尔式的宏观叙述,转向微观的研究,他们“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⑥

  

  与会学者表示,涂尔干的思想在跨越百年的时间里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研讨涂尔干,应当把涂尔干的思想和理论放在西学东渐的知识互动背景下来看待,把涂尔干放到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学科发展进程中来看待。从目前涂尔干研究来看,仍然有许多概念和理论工具具有进一步挖掘和发展的空间。

历史学的这场转型在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身上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勒华拉杜里早期的研究比较接近其导师布罗代尔,关注“静止的历史”。他认为历史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经济、人口事实,其次是社会结构,最后是思想、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勒华拉杜里的博士论文《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u Lauguedoc, 1966)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而勒华拉杜里于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一个山村》(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却标志着其研究的转型,也是整个年鉴学派转型的反映。本文以《蒙塔尤》为例,从历史人类学、心态史以及微观史学三个方面具体探讨年鉴学派与西方史学转型的关系。

   本来,“表象(représentation)”概念,在年鉴第三、第四代史学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1975年,勒佩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把经济、社会、文明等的进展都作为“表象”去审视,试图以这种方式将不同学科纳入历史学的总框架。到了1990年代,“实在(réalité)”通过社会学获得了越来越多关注,“表象”与“实在”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思潮,勒佩蒂最终选择了“实在”。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在勒佩蒂看来,是“经验的形式[1]”。于是,作为表象的经验的形式,被作为实在的经验的形式所取代。从“表象”到“实在”的转变,意味着史学将以现象学为根基,这正是“勒佩蒂时刻”最具实质性的特征。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友梅认为,涂尔干所倡导的社会学年鉴学派共同体的形成及其精神,对于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徐永祥表示,近40年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议题,需要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界携起手来加以研究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积极与国际社会学思想进行对话,以丰富和完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和模式。

一、《蒙塔尤》与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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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与年鉴学派的兴起有着很大的关系。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政治军事史,还应该研究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人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都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例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不是将焦点聚在封建主义的政治、教会和司法体制方面,而是“从人类学切入封建主义,把它当作是一个各种人际关系的复合体”。⑦

   2)“实在”:基于现象学的“社会科学的一致基础”

记者|李玉 查建国

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就关注前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包括人口、食品、衣着、住房、交通、技术、货币、城市等。布罗代尔发现,旧制度下的人在观念方面“同我们当代人不相上下”,他们的思想和爱好“同我们十分接近”;可是一旦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可怕的距离”。布罗代尔告诫我们:“必须完全抛开我们周围的现实,才能妥善从事这次回到几世纪前去的旅行,才能重新找到长期使世界在某种稳定状态的那些规则。”⑧ 在这里,布罗代尔的方法已经倾向于人类学的方法,不再将旧制度下的社会视为与当代社会同质的文化,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异文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史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倡导与人类学紧密结合,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当时由于现代文化(如超级市场、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文化)的冲击,人们力图挽救“正在迅速毁灭的法国传统社会形态的记忆”,因此当时的社会人类学家“不再向当代的异国社会发展,而是朝着我们自己社会的过去发展”。⑨ 另一方面,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为了应对结构人类学的挑战,放弃了布罗代尔的宏大经济空间,而关注“社会文化史”。弗朗索瓦·多斯指出,“社会文化史只是披着人种学外衣的历史学”,同时人种学的研究方法“排除了突发事件,只留下常态事务和人类反复出现的日常行为”。⑩

   1993年10月研讨会的论文,最终以《经验的形式》为题结集出版[2]。诸多新的概念与工具——此前属于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的概念和工具——被引入年鉴史学。这次转向,奠定了今天法国跨学科研究的三大基石,即:现象学,实用主义和结构主义。这样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并非是出于追求学术前沿的时髦,而是为了回答现实问题所采取的进路。它的思想方式,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奥地利学派,它响应了百年现象学运动,并得以在其成果之上,以“社会实在”而非“社会事实”为基本要素、以“主体间性”而非“主体客体性”为思维模式、构建出一个足以吸取多种学科成果的研究路径。

编辑|吴潇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鉴学派转向了历史人类学。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论述史学的前途时提出了三个假设,其中之一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 同时,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也导致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其结果扩大了研究主题的范围,使历史学家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桎梏。历史学家开始关心“最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基本信念这样一些制约人类的因素所发生的物质变化和心理变化”。 历史学家不仅关注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人的饮食起居、姿态服饰、风俗习惯、技艺和文化,同时还强调关注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即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这种强调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带有强烈的人类学的旨趣和研究方法,是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特征。

  

勒华拉杜里也极力倡导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他在1973年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提到:“历史学家靠手中的检索卡片去阅览无数的档案和有关社会事实的原始资料,就像人类学家不厌其烦地对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中的成员提出问题并把一切都记录在笔记本中一样。”《蒙塔尤》正是一部历史人类学的典范。

   在法国社会科学界,“实在”概念是1980年代随着《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从美国引入而备受瞩目的。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分别于1927和1929年生于欧洲,均在维也纳读中学,二战后先后移民美国,移民时伯格才17岁,卢克曼似乎还要更小一些。到美国后,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后来他们遇到了同是从维也纳移民美国的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ütz),在友谊与智识的双重作用下,三个家庭保持了长期亲密的交往。许茨1899年生于维也纳,早在1920年代,他就规律性地参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3],深得奥地利学派独特思想方式之精髓。1930年代,对韦伯社会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同样造诣深厚的许茨,以胡塞尔现象学批判韦伯社会学,完成了“现象学运动”中极具价值的一环,即把韦伯社会学,经过现象学的批判之后,改造成为一门严格科学。这之所以可能,在于许茨将韦伯社会学的根基重新建筑在了现象学概念“实在”之上。

从《蒙塔尤》的结构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强的人类学痕迹。勒华拉杜里曾在美国短期逗留过,在那儿他接触了研究村庄的人类学。《蒙塔尤》正是“依照人类学家常常撰写的社区研究的方式,将嫌疑人向审问人提供的信息进行重新编排”。 我们可以将《蒙塔尤》与中国社会学家杨懋春的文化人类学社区研究著作《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进行比较。杨懋春没有描述“社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而是“以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到一个大地区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台头村,家庭是初级群体,村庄是次级群体,大地区是乡镇。根据这一研究路径,作者“首先描述自然环境、社会类型、社区中的人、人们的谋生手段以及生活水平,这样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为静态社区的村庄”。

  

同样地,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的第一部分中着力描写了村庄的生态,即“考察了村子、土地和社会的全貌”。在这里,勒华拉杜里继承了年鉴学派的传统,首先叙述蒙塔尤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以及政治结构。

   许茨于1959年去世。次年,许茨的遗孀委托刚刚获得教职的卢克曼协助出版遗稿,后者为此倾注了数年的精力。所有这些交往,为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学奠定了基于许茨现象学的根基。1966年,伯格和卢克曼出版了《实在的社会建构》,这本著作在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学经典与必读书。不过,直到1986年,这本著作才有了法译本,也是在那个时候,法国人重新发现了许茨,1987年,许茨第一本法译著作选集出版。

在描写了村庄的自然环境之后,两位作者都将目光聚焦于家庭。尽管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蒙塔尤和20世纪上半叶的台头是两个在时空上完全不同的村庄,但是它们的社会基础都是“家庭”。杨懋春指出,台头村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与家庭生活相比,村庄生活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勒华拉杜里也提到,在一般居民心目中,“‘家’在情感、经济和门第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家”的观念“把乡村的社会、家庭和文化生活统一起来”。家庭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了异端“在上阿列日和蒙塔尤形成和重建的过程中”,异端传播是以家为单位,“像跳蚤一样从一户蹦到另一户,从一家跳到另一家;异端学说扎下根后,信徒的家便成为它的基地”。因此,家庭构成了宗教信仰的基本单位,一个农民提到“异端一旦传入一个家,它就会像麻风一样扎根四代之久,或者永远存在下去”。同样,天主教的发展也依靠家庭。

  

我们可以看到,《蒙塔尤》和《山东台头》在内容安排上是很相近的,而两者的差别仅仅是资料来源的不同。《蒙塔尤》的资料是宗教法庭的档案,而《山东台头》则是“从一个在此社区长大并经历了所描述的大部分社区生活的参与者的视角进行描述”。 勒华拉杜里通过这些历史文字资料,“深入观察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以及在这个‘旧日美好年代’中生活的庄稼汉们”。

   对许茨现象学的吸收,使得基于涂尔干传统、深受马克思影响的法国社会学,得以继续吸取韦伯社会学的精华。布尔迪厄两位学生,布尔当斯基(Luc Boltanski)和泰维诺(Laurent Thévenot),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前述共同根基上,引入被称为美国精神的实用主义,发展出“检验社会学”。检验社会学首先是对布尔迪厄镜像社会学的继承与发展,如果把习性与场域看作互为镜像的“外在场域的内在化”与“内在习性的外在化”,那么,这些内化与外化都是在人与人(主体间)的社会交往行为中发生的,于是,一大批相应的概念出现了,如“规范(norme)”指的是实际可行的规则,是人们在彼此冲突协商中不断形成和变化的默认规则,正是实际社会交往甚至冲突,如公共事件,塑造了公共空间的规则。如何获知这些社会规则?检验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实际社会交往与冲突,来检验这些规则的真实状态与可行性。

下面我们就以蒙塔尤的小集团冲突这个例子来说明《蒙塔尤》的历史人类学方法。

  

无论是杨懋春还是勒华拉杜里,他们在描写了初级群体之后,都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小集团的冲突之中。

   以问题主导、从最初的日子就致力于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年鉴史学家们,自然敞开胸怀,对以上成果照单全收。由此,正如尼洛·马尔图切利(Danilo Martuccelli)曾经描述过的,“数目(多到)难以置信的智识传统融会贯通[4]”,成就了今天的法国跨学科研究进路。

在蒙塔尤,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克莱格的小集团及其同盟者,这个小集团势力很大,“几乎足以单独充当全村本地人社会的化身”。克莱格小集团在蒙塔尤的霸权是来源于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的支持,但是随着帕米埃主教雅克·富尼埃的介入,克莱格家人“在当地组织的控制和保护体系开始出现裂缝”。双方的焦点是关于什一税的征收问题:克莱格家族长期以来一直凭借着收税人的身份,减轻什一税对村民的冲击,但是富尼埃上任后就要求严格征收什一税。因此,富尼埃的行为在客观上就破坏了克莱格家族的权力。

  

蒙塔尤的另一个小集团是阿泽马小集团,相对于克莱格集团,他们的势力较小。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受到富尼埃主教的支持,他们“成功地在村子里组成了一个朋友和同谋的网络,在一段时间里与克莱格小集团唱对台戏”。两个集团为了巩固优势,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包括:“交换小礼物、相互帮忙……乃至交换老婆”。

   现象学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平台,“实在”概念则颠覆了传统主观客观的思维方式,将一切都重新回置到主体意识当中,把主体客体性改造成了主体间性。这种思维方式,最早于1870年代从奥地利学派的边际理论中萌生出来,经过米塞斯传递给许茨,又经过许茨的批判与集成,进入社会科学,一步步发扬光大,直到“勒佩蒂时刻”与法国年鉴史学合流。在史学家看来,当今法国的跨学科研究,正是新史学主动碎片化的初衷,也是应有的收获。

可见,蒙塔尤的冲突牵涉四方的利益:克莱格小集团、阿泽马小集团,以及支持它们的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和帕米埃主教。一方面,两个小集团有了教会势力的支持才能在村中占有优势地位;而另一方面,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和帕米埃主教“通过夹在中间的小头头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勒华拉杜里之前,已经有其他学者关注到了这份档案,勒华拉杜里的原创性在于他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他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区研究——不是某一特定村落的历史,而是借助居民自身的话,对这一村落进行描绘及对村落代表的大社会进行描绘”。 正是由于勒华拉杜里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拓宽了研究的视角,使得他关注的并不是档案中传统史学的内容,他将蒙塔尤的档案视为“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而这里的“文化”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上的文化”。

   因此,法国跨学科研究,既不是不同学科之间的随意跨越,甚至不是仅仅基于现象学、实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而更像是基于现象学“实在”概念的一门新的综合学科,只要经过现象学批判,任何学科的成果,都可能被吸收进来。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可以从历史学出发,也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出发,无法说清这样的研究属于什么学科,目前在这一领域公认的说法,是彼此有着相同的“研究进路”。 勒佩蒂去世后,这一研究进路在以布尔当斯基和泰维诺为首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已经形成了一股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社会科学新思潮。

  

   人类文明此前的智识成果,只要经过现象学批判,在“实在”意义上重新理解,都可能嵌入到这个新的研究进路之中。现象学“实在”由此成为“社会科学的一致基础”。比如,下图是布尔当斯基和泰维诺的“声望经济学模型”的智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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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布尔当斯基和泰维诺的“声望经济学模型”的思想谱系 (来源:Mohamed Nachi)

  

   “声望经济学”是布尔当斯基和泰维诺《论辩护》一书的副标题,实质讨论的是公共辩护体制的模型,换句话说,是研究“说服”机制的模型。如图所示,超强的吸收能力,为以这种研究进路解决实际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可能。

  

   §2.为什么要研究公共事件?

  

   公共事件主题性地正式进入法国跨学科研究的视野,是在2007年,一批耕耘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在《事件,丑闻与大案》的标题下共同推出了一本论文合集,其副标题是:从苏格拉底到皮诺切特。此后,公共事件重新回到了社会科学的聚光灯下。

  

   在中国历史上,自清代以来,在传统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平民进入公共事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此“群己权界”凸显了出来。“群己权界”一词由严复在翻译穆勒《论自由》一书时创造,在今天,因秦晖先生的谈论而广为人知。经济学已经证明了界定群己权界(产权)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同样,在社会层面,界定群己权界可以增加共识、减少冲突、巩固社会团结。

  

   在主体客体性范式转变成主体间性范式之后,研究者们不再把群己权界看作客观事物,而看作在主体间互动中不停得到界定的一种“自然态度”。“自然态度”是现象学术语,人们谈起许茨现象学,通常会关注其“多重实在”概念,却很少注意到他独创的“自然态度的悬置”这一现象学悬置概念。通俗地说,我们把人们认为自然而然不加质疑的态度,称为自然态度。当人们将自然态度悬置时,就处于一种信实状态。

  

   如果一个事件不能扰乱人们的信实状态,它就不会成为一个事件。任何事件一经引发,就为人们带来了疑惑,就使得人们的自然态度无法继续悬置,而必须面对问题,正是人们为消除疑惑进行探索,才可能带来事件的最终解决。因此,研究公共事件,一方面,每一次万众瞩目公共事件的平息,都依赖让尽可能多的人回到信实状态,这个过程,是自然态度改变的过程,也是界定群己权界的过程,同时是社会共识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它是从问题史学到现实问题主导的跨学科研究的升级, 任何现实问题,很难想象只在单一学科中就可以得到解答,特别是社会转型中暴露出的棘手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聚焦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无论需要用到什么学科的成果,只要能在严格科学的审视下(当前以“实在”为媒介)引入,就可以使用什么学科的成果。

  

   §3.如何研究公共事件?

  

   3)公共事件的“经验形式”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许茨“自然态度的悬置”概念,引入实用主义奠基人皮尔斯的“信实”与“疑惑”,作为研究公共事件最基本的分析要素。

  

皮尔斯认为,“信实”(或“信念”)是一种安宁和满足的状态,我们不想回避这种状态,也不想改变对其他事物的信念。而“疑惑”是一种不安宁和不满足的状态[5]。疑惑促使人们为进入信实状态而进行拼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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